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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是我。”徐坤的声音很低。

    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。哈立德的声音很快响起来。

    “总统先生，您有什么安排吗。”

    徐坤从抽屉里取出一个U盘，插进电脑，他说：“我传一份材料给你。上面有步骤和话术。你拿到之后，分发下去。让这边的每一个特工手上都有。”

    哈立德在准备接收。“几个人？”

    “你手下，米国境内的，全部。不管之前是做什么的，全停掉。这份材料比他们手上任何任务都重要。”

    沉默了片刻，哈立德问：“哪方面？”

    “演讲。去啤酒馆演讲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抛出去之后，电话那头停顿了整整三秒。没有人出声，只有电流麦控音的沙沙声。

    “啤酒馆。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。声音里听不出什么，但停顿的时间说明他不需要徐坤解释这三个字的重量。1923年慕尼黑的那一次，三千人冲向市政厅，一夜之间改写了半个世纪的历史。干过情报的人，没有不知道这个典故的。

    “对。”徐坤把文件加密打包，点击发送。“啤酒馆。但不是那种几千人聚在一起的啤酒馆，那种一开大会就上新闻的事不做。做小的，做散的，做那种看起来不像是政变、不像是暴动、不像是任何会被定性为‘非法集会’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一个特工进一家酒馆，坐下来，跟邻桌的人聊天。话题不用我写，全在我发的那份文档里。

    从他们活得多累开始聊，从还不完的学贷开始聊，从租不起的房子开始聊，从医保账单上那些永远还不完的数字开始聊。不要告诉他们谁是敌人，他们会自己推出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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